1949年有人提议划江而治，蒋桂美苏各打什么算盘？毛主席怎样回答

长江，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雄伟的江河，自古以来便成为分隔南北交通的天然屏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屡次出现以江为界、南北分治的局面，其中尤以北朝时期为最，南北对峙长达四百余年，战火连绵，百姓深受其害。唐宋之际、明末之时，亦曾出现过类似的划江割据现象，无一不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的篇章。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划江而治”这一历史名词，无疑是充满罪恶感的。

随着1949年初的钟声敲响，三大战役在我党我军的辉煌胜利中画上了句点，解放战争的局势彻底倾斜，人民的力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反动派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在内外交困的困境中，蒋介石不得不宣布退位，将政权移交给了代总统李宗仁。

此刻，国民党统治下的势力范围仍占据长江以南的广大领土，而华东、华南更是我国最为富饶的区域。因此，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国民党一方，抑或是美国和苏联政府，均通过不同途径提出了“划江而治”的构想。李宗仁更是积极倡导召开和平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以期恢复国家的和平稳定。

如今不禁令人疑问，为何1945年无人提出此类问题，而现在蒋介石、桂系、美国及苏联却都急于提出相关建议？这其中究竟各有何利益所在呢？

首先看蒋介石。

尽管蒋介石宣布退居幕后，他仍旧担任国民党的总裁一职。事实上，无论是军队指挥、政府政务，还是外交事务，无不受到蒋介石的遥控指挥，李宗仁的角色不过是虚设而已。

此时，蒋介石提出和平谈判，实则不过是为了缓兵之计，抛出“烟幕弹”，意图将停战状态延长至半年，以便他能够秘密扩充百万雄师，从而积累与解放军再次决一胜负的筹码。

因此，对于长期大独裁者蒋介石而言，他从骨子里是不赞同划江而治，他的目的还是武力统一中国，划江而治不过是一种策略。

桂系军阀方面。

桂系军阀，作为蒋介石在国民党阵营中的主要对手，双方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矛盾尖锐。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将领的早期冲突中，其激烈程度甚至一度超越了与红军的对抗（在第二次围剿之前）。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桂系才正式融入南京政权。尽管如此，蒋桂之间的争斗并未停止，此次更是借蒋介石在三大战役中的失败，迫使蒋介石下台。

因此，桂系的主张与蒋介石历来存在显著差异。作为割据势力，他们确实抱持着根深蒂固的割据观念，对划江而治的方针持坚定支持态度。

李宗仁执掌政权以来，持续向国内外宣扬其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理念，力主中国效仿“东西德”与“南北韩”的分裂模式，主张在长江的南北两岸分别建国，各自推进社会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实践，以期达成和平共处。

因此，李宗仁所提出的“民主和平”方案，赢得了美苏两国的支持，甚至也吸引了众多国内政治上较为单纯的同仁们的认同。。

再看美国。

原本，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旨在统一中国，使其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共阵营的附庸，进而成为对抗苏联的东方重镇。然而，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权尽管拥有八百万军队，并得到了大量军援武器，却依然遭遇惨败。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大有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态势，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如英国的在华利益岌岌可危，这显然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

二战结束后，为了缓解各自占领区的分歧，美国与苏联普遍实行了“分割占领”的策略。德国、朝鲜、越南等国家皆遵循此例。双方分别支持一方建立隶属于自己阵营的国家，以此在对抗中实现一种平衡。这一做法在当时已成为国际上的普遍趋势，因此美国也乐于将其应用于中国。

此刻，美国提出划江而治的提议，实则意图阻挠我解放军向南推进，解放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其目的在于将华南这片半壁江山塑造为对美国长期依附的国家，从而便于其操控。

最后看苏联

苏联在处理中国事务时，历来秉持极度利己的立场，对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支持和援助远远不及阻挠与遏制。与美国的做法类似，苏联实则不愿目睹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出现，即便那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支持态度，但这种支持仅限于其境内最接近的长江以北区域，情形与北朝鲜相仿。

因此，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力量均显著减弱，已不足以对苏联构成威胁。

反之，鉴于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长期南北对峙的局面，且新的冲突的可能性亦不容忽视，这便使得北方中国不得不依赖自身，俯首帖耳地遵从于我方（美国对南部中国亦然）。

因此，斯大林曾向毛主席发出电报，要求我党我军暂停渡江战役。电文中明确指出：：“我国应当维护国内的和平稳定。若再爆发内战，将面临国家覆灭的严重风险。一旦解放军挺进长江以南，美国极有可能介入，届时苏联亦不会支援解放军。这样的局势只会激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毛主席洞悉蒋、桂、美、苏各方心中的算盘，绝不容忍他国在中国事务上肆意干涉。他亦绝不允许中华民族陷入长久对立与战争的状态。于是，毛主席果断地发出：“摒弃幻想，勇闯长江，解放整个中国”的号召。

随着解放军顺利攻克南京，诗兴勃发，挥毫泼墨，其诗作之末句，意境深远。“剩勇追穷寇，不沽名学霸王。”

明确表达主张。

多年之后，李宗仁对于新中国的巨变深有感触，曾发表了一番充满感慨的言论。：“我对自己的失败感到由衷的欣慰，正因我们的失败，才铸就了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

或许，没有哪种认可比敌人的赞誉更能有力地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当年的卓越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