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警言：磨砺以待日本揭秘

“复仇之路，唯在学子！”翌年，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面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步步升级，预见性地指出“二十载之内，非一战不足以保全我国”，并坚定地立下了“砺志以待日本”的决心。无疑，从1915年至1935年，这二十载岁月构成了毛泽东“砺志以待日本”的漫长历程。

一、“二十一条”与中共的诞生和毛泽东的选择

1915年5月7日，“二十一条”的颁布，毛泽东的内心感受映照了众多青年学子的情绪。彼时，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抵制“二十一条”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浪潮，为四年后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迫使袁世凯签署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印刷的《明耻篇》封面上挥毫题词，表达坚定决心：“五月七日，国耻难忘，复仇之志，寄望吾辈学子”。

在五四运动前夕的半年里，毛泽东通过恩师杨昌济的引荐，与李大钊在北京相识，并受李大钊之邀，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这一职位使得毛泽东得以在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学府中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同时也有机会阅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专程前往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关于《庶民的胜利》的精彩演讲，并频繁向李大钊请教。此外，毛泽东还结识了陈独秀。这一切使得他对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深入和具体的认识。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毛泽东正蛰居湖南。他乃因慈母病榻前的照料，于上月重返故土。这场运动迅疾点燃了毛泽东对民众力量的深切认识。在湖南，爱国运动的显著进展之一便是崭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应运而生，随之，《湘江评论》这份学联刊物也宣告创刊。毛泽东身兼重任，不仅担任该刊主编，更是其主要撰稿人。在《湘江评论》上，他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深刻剖析了世界范围内民众联合所能发挥的巨大力量。文章开篇即言：“国已至极坏，民已至极苦，社会已至极黑暗。然补救之道、变革之道，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虽不失为良策，然而究其根本，唯有民众之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泽东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回应，流露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由衷赞美，同时也昭示了他依靠民众以救国的坚定信念。

“他的影响或许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深远。”至1920年夏日，毛泽东在理论层面及某种程度上已开始践行马克思主义，自此，他亦自视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同年初冬，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在长沙秘密创建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五月，新民学会的几位成员在上海合影留念，其中左数第七位便是毛泽东。

“自此之后，我愈发坚信，唯有依靠群众自发行动所建立的群众政治权力，方能确保改革力量的有效发挥。在1920年的冬季，我首次将工人阶级从政治上组织起来，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的历史对我产生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对于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将其看成“民国奇耻”，并认为学子们有责任救国家于危难。但怎样去做，还没有具体的路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点燃了五四运动之火，促使毛泽东选择必须向俄国学习，走组织民众和依靠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这使近代中国在漫长的黑夜中闪出了醒目的亮光。但这条路怎么走，注定要在泥泞中潜行，在荆棘中苦战。

“问大地，谁掌沉浮？”

1925年秋季，毛泽东于长沙挥笔创作了著名的《沁园春·长沙》一词，内含“遥望辽阔，询及苍茫之大地，谁掌握兴衰沉浮？”之句。此句与他1927年春季所作《菩萨蛮·黄鹤楼》中的“浓雾弥漫，龟山蛇山紧锁长江”，以及1933年夏季创作的《菩萨蛮·大柏地》中的“红橙黄绿青蓝紫，是谁手持彩带在空中翩翩起舞？”等词句，均流露出相似的郁郁之情。

这是源于对外患加剧，日本持续扩展对华侵略所引发的沉闷与忧愁。

这反映出了人们对中华民族未来走向及中国共产党前途的忧虑与困惑。

1925年，当毛泽东毅然告别故乡韶山，踏上前往广东的征途之际，挥笔泼墨，创作了《沁园春·长沙》一词，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那颗青年心中怀揣的宏伟抱负。

先看外患。

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忧虑，因而加速了对我国领土侵略的研究、策划与实际行动。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若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确保帝国崇高使命，必先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数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仅以三个师的兵力，在短短四个月内，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其面积是日本本土的三倍。

1932年，日本悍然发起了“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起猛攻。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署了令人痛心的《上海停战协定》。同年3月，日本扶持清室废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至9月15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并签订《日满议定书》及附件密约，将东三省沦为其殖民地。与此同时，日本将侵略的目光投向了冀东与热河。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3月4日，热河地区陷落；4月，日军依次占领冷口、北戴河、昌黎、滦东地区；5月16日，唐山城池失守；5月22日，日军陆续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此举使得日军成功实现了以长城为界，并在长城以南建立新控制区的目标，从而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地区扩张提供了便利。

再看内忧。

为何日本侵华军能在东北、热河、冀东等地频繁得手？这固然因日军精心策划、严密部署、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亦因英美法等因国内经济困境而欲借助日本侵占东北以制衡苏联，故采取了对日本的两面策略；加之苏联正忙于国内建设，力求避免与日本冲突，力求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侵华持中立和不干涉立场。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执政者蒋介石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日军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和妥协退让的态度。

在1928年至1930年期间，蒋介石在持续对共产党人进行镇压的同时，将主要的军事力量投入到解决新军阀内部统一问题上。随着在国民党内控制地位的稳固，蒋介石迅速亲自策划，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内的红军发起了“围剿”行动。尤其是针对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自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共发起了五次规模庞大的“围剿”战役。

每当蒋介石屡次发起对红军的“围剿”行动，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便屡次以真挚的态度，反复提出共同抗日的坚定主张。

◆《致英勇的军士兄弟：中国工农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的严正声明》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于9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同志联名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共同呼吁抵抗侵略。1932年1月，面对日本侵略军对上海的进攻，毛泽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其侵略势力持续向华北蔓延。17日，毛泽东与项英、张国焘、朱德共同发表宣言，宣布在三个条件的基础上——立即停止对苏维埃区域的进攻、立即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建立义勇军以保卫国家及争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与全国任何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议，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3月3日，毛泽东与项英等人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对热河和承德进行狂轰滥炸、进攻之际，仍旧采取无耻的不抵抗政策，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准备与日本侵略军直接交战。4月15日，毛泽东与项英、张国焘、朱德再次发表宣言，重申上述三个条件，呼吁全国共同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前后，毛泽东与项英相继发表宣言和通电，坚决反对塘沽协定，反对将华北广大区域和数千万民众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与项英、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共同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声明红军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派遣了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同志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长征北上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

蒋介石出于个人私欲，不仅对红军的抗日呼声置若罔闻，施行了残忍的“围剿”战略，而且对党内那些坚持抗日立场的爱国将领亦实施了严厉的打压措施。

若蒋介石当政者能将用于“围剿”红军、镇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及平息福建事变的精力，全部用于抵御日本侵略者，并能汇聚包括红军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么日本侵略者又怎会如此轻易地侵占东北，进而威胁华北？

1933年4月6日，正值长城抗战烽火连天之际，蒋介石却发表强硬言论：“若有人北上抗日，却无剿匪之志，必将被视作贪生怕死之徒”。“对于那些贪生怕死、侈谈抗日、毫无廉耻之人，必将严惩不贷，决不姑息。”

内患之忧虑，在于当权者对外患置若罔闻，将全力投入于内部纷争。

再看党忧。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状况同样令人深感忧虑。从1921年7月的成立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这段长达13年半的历程，党尚处于一个稚嫩且不够成熟的阶段。

这种令人忧虑的党情尚未成熟，其具体体现为最高领导层的不够成熟，未能构建起一个拥有坚强领导力的核心。这宛如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需倚赖远在异国的共产国际扶持前行。然而，共产国际难以精确把握中国的国情，进而指引一条真正契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苏区首次代表大会于瑞金召开。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主导下，会议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进行了批评，并对其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进行了排挤。在主席台右四位置，便是毛泽东同志的身影。

陈独秀担任党的首任总书记一职，自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历时六年。在五四运动的激荡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中，陈独秀功不可没。然而，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受共产国际的指挥与干预，他犯了右倾的错误。他未能坚定地相信自身力量，过度依赖国民党，忽视了对军事工作的重视，放弃了对于军事武装的领导权。这一决策的后果是严重的：在蒋介石的残酷镇压下，1927年，超过十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的队伍从原先的五万七千人锐减至约一万人，第一次大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

继陈独秀执掌中共中央之重任后，瞿秋白成为第二位领导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他才华横溢，笔耕不辍，文采飞扬，然而在政治领域，他却并非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缺乏灵活应变和独立决策的能力。瞿秋白曾遵从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指导，即便是在中国革命陷入低谷之际，仍强行推动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导致半年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得大革命失败后所保留的革命力量蒙受了更大的损失。

1928年夏季，于莫斯科举行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以及中央常委主席。这一决定显然受到了过分强调工人阶层的“左倾”思想路线的深刻影响。然而，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的事实，无情地揭露了这种做法的错误性。在他担任主席的期间，他从未真正履行总负责人的职责，这同样证明了该做法的失当之处。

“在‘左’倾路线的三次阶段，我遭受了多次处分和打击，包括被开除党籍、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甚至被驱逐出红军，总共有二十次之多。”

在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如此评估便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否则，“便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中途，会议主持人被更换。

概而言之，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我国疆域内外患日益加剧，不仅民族与国家面临“谁主沉浮”的重大课题，党内亦同样存在着“谁主沉浮”的严峻问题。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发布

1935年，这一载入史册的年份，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以及毛泽东本人而言，皆是不凡之年的象征。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1935年标志着“从头再来，再创辉煌”的崭新起点。

年初，于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一举摒弃了“以铅笔挥毫的战略家”，终结了长达四年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会议推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他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此举一举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和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

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领导红军不仅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更是在面对张国焘试图分裂党中央及推行南逃路线的挑战时，坚守团结，捍卫了党中央的统一，确保了北上抗日战略的最终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公开发表的“八一宣言”中，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并确立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与北上抗日的战略不谋而合。

红军抵达陕北之后，即刻发布《致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将领与士兵书》，提出“若贵军不再对红军及陕甘苏区发起攻击，我方愿与贵军互派代表，共商抗日作战大计，并共同组建抗日联军及国防政府，携手并肩，共御外侮，拯救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此乃对毛泽东于1933年1月17日所提出的，基于三项条件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议的抗日宣言的深化与拓展。

“难道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就是对祖先不敬，对祖先不孝吗？”博古无言以对，最终躺卧炕上不再发言。

瓦窑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当前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东北四省，进而侵占整个华北，其野心昭然若揭——正密谋鲸吞整个中国，将我国从多个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状态转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转变，成为了当下局势的核心特征。“我们的使命，不仅在于联合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更在于广泛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盟友，动员全国人民各尽所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智出智，确保每一位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投身到反日斗争的行列中。这正是我们党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纲领。”瓦窑堡会议圆满解决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一系列问题。

这一切，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已真正迈向成熟，尤为突出的是，党的领导层亦已展现出其成熟的风范。

对中华民族而言，1935年标志着绝地反击的崭新起点。

本年度，日本的侵华政策达到了新的高度。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所言：“自1935年起，日本在所谓‘华北工作’的幌子下，对中国的内地野心逐渐显露无遗，这自满洲沦陷以来尤为明显。”当年6月，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署了“秦土协定”，自此，日军实际掌握了察哈尔省北部的控制权。进入7月，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又签订了“何梅协定”，日本借此夺得了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大片主权。在这段时间内，日本人为地制造了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并发起多起“自治”事件，对华北地区的中国主权进行了无理的侵犯。到了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立，实际上标志着华北五省在政治上开始脱离南京政府的控制，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此运动的爆发，举国震动。它与红军北上抗日的壮举相互呼应，推动了国内和平以及抗日的进程，将抗日运动推向全国范围。因此，一二九运动实为一场全民族抗战的动员，它孕育了抗战的思想，凝聚了抗战的民意，锻造了抗战的骨干。”

对于毛泽东而言，1935年是他历经20年对日本的耐心“磨砺”之后，终于迎来了那把宝剑锋芒毕露的一年。当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重要报告。这是自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以来，所作出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光辉演讲。

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

“党的使命在于将红军的行动与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类活动整合起来，构筑一条统一的全民族革命战线。”

“日本帝国主义意图将全中国变为其殖民地，而中国革命在现阶段的实力又存在显著不足，这两个基本事实正是我们制定新策略——即广泛统一战线——的出发点。我们需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这是当前革命向反动势力发起进攻的必然要求。唯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彻底击败，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因此，唯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立无援者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力量都推向敌人的怀抱，只换来敌人的欢呼和喝彩。关门主义在实质上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实走狗。关门主义所谓的‘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唾弃的，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对其予以嘉许。我们绝不能选择关门主义，我们所追求的是能够彻底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共产党和红军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而且在未来的抗日政府和军队中，必将扮演稳固的支柱角色。”他还指出：“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存在并不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随之存在并发展。这正是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至于如何应对国际援助，毛泽东表示：“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以及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复兴旧物的决心，以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不需要国际援助；恰恰相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各国各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至关重要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紧扣时代脉搏，深刻剖析了政治局势的演变，有力地驳斥了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对势力的“左”倾教条主义封闭主义错误。这一论述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充分解决、也尚未能彻底解决的党内关于政治策略路线的难题。本篇报告堪称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典范之作，它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毛泽东的报告与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共同构筑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