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晚年回首文革岁月，揭秘所知内情

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同意毛泽东同志不作为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建议的决定》。次年4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被选为国家主席。这幅画面记录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一同走出会场的情景。

在2008年11月11日这一庄严的日子里，我们深切缅怀并隆重纪念刘少奇同志110周年诞辰。

在那个炎热的1998年夏日，我有幸对王光美女士进行了独家访谈。她深情地追忆了那段动荡的“文革”时期。基于此，我深感肩负着一份责任，有必要撰写一篇文章，以对那次访谈进行深入的回顾，并对刘少奇、王光美这两位伟大的先贤表示深切缅怀。

王光美与江青关系特殊。

刘少奇是在哪一时刻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

王光美在回应此问时，情绪激动，言辞间流露出的情感显而易见：“在那个‘文革’即将来临的前夕，少奇同志竟然对此事一无所知。”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3、838页）

刘少奇同志在总书记邓小平同志的协助下，全面掌管党中央的运作，而周恩来同志则主持国务院的日常事务。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须就相关事宜向刘少奇同志请示。刘少奇同志仅在面临重大议题时，才会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并寻求其指导或作出决策。若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对于非极端重大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可召集在京的常委们进行商议，进而对各类问题做出迅速决断。

王光美曾对我提起，自延安迁至北京后，中共中央逐渐形成了一项约定俗成的惯例——“主席若缺席，便由少奇同志代为履行职责。若主席与少奇同志均不在场，则由总理临时代理……无论如何，必须确保有专人负责守候”。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抑或，他是如何跨越中央领导阶层，发动了一场针对党内“走资派”的全面“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披露，刘少奇洞察敏锐，他察觉到政界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其根源在于江青于1963年对文艺事业突然展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这份珍贵的信息，源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国家主席夫人，就着装搭配展开的一次颇具深度的对话。

1963年春季，王光美有幸得陪同刘少奇主席展开了对印尼及其他四国的访问。在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的坚持之下，刘少奇主席特许王光美前往上海，以便挑选出国所需的服饰。正值江青女士亦在上海之际，江青以专业的态度向王光美提出指导，强调服装的穿着应如同安娜·卡列尼娜那般，高贵而不失典雅，避免过分奢华和显眼。王光美素来对第一夫人充满敬意，因而谦虚地表示，她将会严格遵守江青女士的宝贵建议。

在与王光美就出国服饰的话题进行交流后，江青随即对文艺界深陷“封资修”的困境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形势愈发严峻；她甚至荒谬地指控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历史上是“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将江青的这些言论详尽地报告给了刘少奇。然而，刘少奇并未认同江青这些奇异的言论，对她的态度显得冷漠。

不应如此表达，所言实有不妥。”

王光美用简练之词勾勒出江青的个性轮廓：“她如惊弓之鸟，闻风而动。”

针对江青那擅长“捕风捉影”且喜好“搬弄是非”的个性，王光美分享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英姿飒爽，五尺长枪映照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胸怀壮志，不慕红妆，独爱戎装。”将此诗赠与小李之际，毛泽东话语沉重而充满深情，他谆谆教诲：年轻人当以林黛玉为鉴，学习花木兰、穆桂英那般坚毅的品格！

王光美曾回忆道：“身为少奇同志的妻子，我自然也曾听闻那首诗。她便曾向我提及此事。”彼时，江青对王光美可谓亲善备至。然而，令王光美及中南海诸位夫人感到震惊的是，江青“自此改换服饰，不再身着往日的裙装。她昔日……对服饰的挑选颇为讲究”。

摒弃传统裙装只是她尝试创新的起点，江青随后在服饰领域开启了新的篇章。据王光美曾私下向我透露：“当你目睹她身着军装的照片，便会领悟到，这并非始于‘文革’初期，自1964年起，她便已开始穿着军装。”在毛主席于十三陵观看三军进行的大规模比武时，江青便已以军装示人。

既然我们都没参军，何必效仿军装？至于江青想要穿军装，那就随她心意吧。

此事件背后，是否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图？毛泽东曾向外国人士透露，在1964年的夏日——江青首次身着军装观摩大规模军事演习的那个夏天——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实质上已初露端倪。（参考逄先知等编写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534页。）综合来看，毛泽东在此事件中明确表态，支持江青对文艺界的批评。

刘少奇斥责江青。

王光美娓娓道来，讲述江青如何以“文艺哨兵”之名，历经风雨，最终踏上政治舞台的征途。

为了更深刻地领会王光美的言辞，对当时的历史事实背景进行简要梳理显得尤为必要。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始，毛泽东同志与中央一线领导层在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走向问题上，便显露出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四月，周恩来同志倡议之下，刘少奇同志凭借中央的权威批准转发中宣部颁布的“文艺八条”，提倡文艺创作在题材与风格上追求多元化，同时明确抵制党组织对文艺领域的过度介入。此举在文艺界激起一片赞誉之声，许多人纷纷表示，应将这“八条”镌刻于石碑，以示永恒的纪念。

1962年12月，受到江青的提醒，毛泽东向文艺界发出告诫：“近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角色不断涌现，似乎西方文化的影响力正逐渐超越东方。”

1963年9月，毛泽东再度向世人敲响警钟，指出：“在戏曲的舞台上，充斥着众多陈旧的剧目，诸如那些描绘帝王将相、家院丫鬟的旧故事，其内容已显得陈腐不堪。”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革故鼎新。”（详见《毛泽东传》，由逄先知等主编，第1330页）

尽管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积极推崇现代戏剧，但他们并未将传统剧目束缚起来。在文化领域，他们所倡导的多元化方针，与他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所推行的理念相一致，依旧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贯彻执行。

（《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言简意赅，毛泽东之所以让江青踏入文艺领域，既是一种巧妙运用党内斗争策略的手法，同时也触及了价值观念等关键议题。

王光美如此陈述，或许源于1963年，刘少奇应周恩来之邀，对哈尔滨京剧院基于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出了历史事实的修正建议。而江青所依赖的版本，主要是上海依据该电影改编的沪剧《红灯记》，最终演变为京剧《红灯记》。江青仅凭一观一听，便自诩为此成果的拥有者。”“江青或许仅对个别字词进行了微调，毕竟她对京剧造诣颇深。”

王光美向我透露，在江青不遗余力地推广样板戏之际，文艺界对其的批评声此起彼伏，且愈发尖锐。因此，中央高层采纳了江青的汇报。刘少奇曾与她有过一番交谈，关切地询问她对于此事的具体看法。文艺之事纷繁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她并未透露过多。不久后，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特意邀请了江青与会。

“对我而言，对刘少奇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文艺界诸多令人痛心的现象面前，我曾向他进行了汇报，然而，他却选择了沉默，未曾作出任何回应。”（摘自刘振德《我给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71页）

1964年一月，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史料记载。

《“迎春晚会事件”与毛泽东的两次批示》，《文史精华》杂志，2004年第4期）

江青在剖析问题时，的确展现出了非凡的锐利度。她曾对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直言不讳：“我并非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涉足文艺管理，主席本人曾亲自授权，使我担当此重任。”中宣部所表现出的坚定立场，令毛泽东对这一部门产生了无所畏惧的深刻印象。（参见陈化等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4页）

不但如此，王光美在私下交谈中也曾谈及刘少奇对毛泽东“首个文艺批示”的态度，她说：“我听说，关于这个议题，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尚未形成统一看法。”这样的声音，恐怕早已传至毛泽东耳中，尽管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办公室里未必有意泄露。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的公然庇护引发他对文艺界问题的不满之际，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事件随之上演。

江青争做“新名人”

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仅过去一个月。彼时，中国剧协对形势的严峻性尚无充分预判，因而举办了一场规模达千人的新春晚会。会前，协会向嘉宾发出了邀请函，建议女性来宾着裙装出席。晚会现场未出现任何政治标语。节目中，男演员身着芭蕾舞短裙演绎了《天鹅湖》，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深情相拥场景亦引人注目。晚会上，嘉宾们以“女士们、先生们”相互致意，并欢快地跳起了美国水手舞和伦巴等舞蹈。然而，《解放军报》的编辑顾工，秉持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举报了“文艺界腐朽风气”的问题。

此事顿时引发了天威的震怒。在2月13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毛泽东亲自下达命令：“将戏子、诗人、戏剧家和文学家悉数驱逐出城，遣往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若敢违抗，将不再提供饮食。”

在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对江青有关文艺界对经济基础造成破坏的论调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难得地亲自批注道：“讲得好。”（详见丛进所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7页。）

《毛传》，1331页

王光美对于毛泽东的“六二七文艺批示”——亦即俗称的“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过多发表看法。她仅曾向我提起，毛泽东当时还曾有过一个旨在“在文艺界培养崭露头角的新星”的指导方针。这一指示，悄然在江青心中激起了她成为这“新星”的渴望。

“1964年炎炎夏日，江青遵照主席的教诲，了解到必须孵化一批崭露头角的新星。她迫不及待地渴望一展身手。正因为这份强烈的渴望，有人在她文革落幕之后，指责她怀有称帝的野心。江青自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新的思想动向，并据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起初，在康生、张春桥的鼎力协助下，江青于上海成功发起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性批判，这一行动标志着“文革”的序幕正式拉开。继而，鉴于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波折与反复，以及林彪的积极支持，江青顺势发布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为“文革”的全面展开奏响了前奏曲。

正是这两场事件，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了“文革”时期两大对立的势力集团——由江青领导的“四人帮”以及以林彪为首的军事派系。毛泽东在事后多次公开表示，江青在“文革”期间有所贡献（详见逄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第1684页）。这或许首先得益于她所发起的这两次关键行动，它们成功地打破了“文革”前夕的政治僵局。

刘少奇不知《评〈海瑞罢官〉》详情。

王光美，你可曾听说，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姚文元在上海耗费了八个月时间，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的撰写，这一举动得到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众多领导的知情。

王光美语气坚决地答道：“对此，我们全然不知情。”

我继续提问：在《海罢》评论发表之时，少奇同志是否知晓毛主席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文化大革命”？

王光美言辞果断地回应道：“少奇对此事一无所知。更有甚者，连彭真也曾明确表示，他对此同样毫不知情。”

王光美对彭真在当时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进行了详细阐述：在那个特殊时期，彭真不仅身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与市长的双重职务，更在总书记暂时休憩时，代行总书记之职，正如俗语所说，“他实质上等同于副总书记。”作为中央书记处一线的核心成员，彭真与刘少奇、邓小平紧密协作，共同处理中央的日常政务。

彭真不知道《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蒙在鼓里了。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其实，毛泽东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会议承认：“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

王光美不禁感叹：“实在想不通怎么会发展到批判《海瑞罢官》这一地步。”这场批判运动是由江青在上海发起，背后主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上海市委成员推动。从决定批判到组织稿件，再到发表，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北京方面并未提前得到任何通报。就连彭真也对这事儿毫不知情。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是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布的。不仅《解放日报》的影响力极大，连《文汇报》的分量也不可轻视，其影响力几乎可与北京的《光明日报》相提并论。在那个敏感的时期，这种情况显得尤为难以理解。因此，彭真多次追问，为何这样重大的事件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

史料载，彭真于察觉连刘少奇亦未预知江青密谋撰写影射《海罢》之文时，毅然以超常的胆识和不屈的斗争意志，坚决站在中央领导核心的立场上，发起了一场强有力的抵抗。

彭真是否知晓《评〈海罢〉》背后的主要策划者是毛泽东？

史料记载，1962年夏季，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后，江青随即指派陆定一等人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然而陆定一坚决予以拒绝。至1964年，毛泽东亲自将《海瑞罢官》收录进39部《文学艺术资料》中，并下发给县团级单位，但鉴于中央未作具体安排，批判行动最终未能实施。同年，吴晗遵照周恩来指示，提交了一份正式报告，明确声明《海瑞罢官》中并无任何影射之嫌。1965年11月10日，《评〈海罢〉》一文问世，陆定一认为该文牵强地将“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与《海瑞罢官》联系起来，疑似意图挑起事端，因此他支持彭真采取抵制措施。（详见陈清泉等所著《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479页）彭真担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则是副组长。吴晗则是彭真在北京市的得力助手。若彭真对此背景全然无知，则显得不合情理。

此外，《海罢》的评论分析即将发布，张春桥为了预留后路，已经向北京市委书记处的书记邓拓透露了消息。与此同时，毛泽东在1965年9月公开发表言论，询问是否可以就彭真的问题展开批评。（资料来源于《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0、36页。）

《毛泽东传》，1398页。

鉴于《评〈海罢〉》一文违背了中央的既定规定，公然点名批评了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并借助诬陷手法挑起了严重的政治争议，而毛泽东本人对此事并未做出任何解释，彭真等人因此将《评〈海罢〉》事件视为与毛泽东无关，进而采取了所谓的“合法”抵制行动。

当毛得知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转载《评〈海罢〉》时，大发雷霆，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本人曾多次强调，他的愤怒源于：“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

毛泽东对《评〈海罢〉》作出评价之后，若他有意对彭真等人掩盖其对评价的赞同，便不会在上海滞留两周等待中央的反馈，也不会让江青直接在沪拨打电话，向林默涵询问：“是否阅读了姚文元的文章？有何见解？”（详情可见陈化等编写的《回首“文革”》第274页）。

审视过往，毛泽东作出同意发表《评〈海罢〉》的决定，其目的昭然若揭，意图激发一场政治性的批判浪潮。此举意在纠正“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同志对“三面红旗”所提出的疑议，即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并防止对庐山会议的颠覆性重评，进而影响党内所谓的“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展开一场全面的“整风”行动，旨在重新稳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权威。若中央领导层能够顺应这一趋势，则“整风”过程或许相对平和；否则，或许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斗争。总之，在发布《评〈海罢〉》之时，毛泽东未曾预料到此举将引发一场翻天覆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运动。

“不知‘文革’起源。”

王光美轻声地重复了两次：“我确实一无所知，这‘文革’究竟是如何萌生的。说真的，我对此确实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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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强调：“少奇同志对此事竟一无所知，《评〈海瑞罢官〉》实则引发了‘文革’的燎原之火。”

我有勇气再次提出疑问：刘少奇是否事先对“文化大革命”的即将来临有所察觉？

王光美语气铿锵地表示：“少奇同志是无法预见的。‘文革’的爆发，是在其真正降临之际。”王光美旨在阐明，‘文革’并非预先策划的一场运动，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历史事件。

犹如火山爆发的“文革”事件，实为一场独特的历史现象，其诞生源于偶然与必然的激烈交织。

彭真公开发表了对《评〈海罢〉》的反驳观点。到了1966年2月，王光美向我透露：“所谓的‘二月提纲’，是在少奇同志的主持下，中央常委会议审议并批准通过的。彭真同志随后将此提纲上报主席，并获得了批准。最终，中央将其转发至全党，并要求严格执行。”

“我们的讨论范畴不应局限于政治议题，而应广泛涵盖各类学术理论问题”；“我们必须坚守实事求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性说服他人，而非效仿那些学阀式的武断与威压”；同时，对于“左派”所犯的错误，也应当进行一次深入的整顿与反思。（参见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85、1423、1518、1401页）

彭真早在邓拓汇报“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即当众对中宣部与北京市委领导大声发话：“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康生主编：《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此即《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中共中央文件)

1966年2月5日，刘少奇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与会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二月提纲”，并明确强调，此次“学术讨论”活动应严格避免触及庐山会议的相关议题。（详见逄先知等编撰的《毛泽东传》，第1402页）

在武汉，我得知中央常委已经审议通过了“二月提纲”，并明确指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并无直接联系。毛泽东强调，此次讨论应避免触及庐山会议，并在重重压力下做出了让步。他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这句话是康生提出的。”康生随即回应：“这实际上是毛主席的创见。”毛泽东紧接着补充道：“这应是你的发明权。”（详见《陈丕显回忆录》第49页）

鉴于毛泽东并未即刻对“二月提纲”提出任何异议，在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审阅了彭真所起草的批语之后，便迅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这份文件转发至全国各地。至于刘少奇当时对彭真所持有的《评〈海罢〉》背后的情况，究竟了解多少，时至今日，已难以确切考证。

面对姚文元因“二月提纲”引发的焦虑，彭真对中央依法妥善处理事件并厘清了是非深信不疑。他从容地向众人宣告：“问题已妥善解决。”此外，他通过中宣部公开发问，质询上海市委的党性：“这样的举动是否依旧遵循党的纪律？”（详情可见康生主编的《大事记》及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2页）。

《回首“文革”》，第311页）

彭真与中央一线的关联，在《评〈海罢〉》一文发布后中央转发的“二月提纲”以及发布前的两次中央明确态度中得以体现。这些行动对姚文元及“上海市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追责。但这是否只是针对他们？事实上，当时党内仍遵循着组织程序和纪律，而中央主要媒体亦掌握在中央一线手中。若对《评〈海罢〉》中对党内知名民主人士的恶意诬陷、引发全国性政治风波的“非法”行为及其主要责任人进行批评与处理，所带来的全国性影响无疑将超过该文发表本身。（详见《陈丕显回忆录》第50页。）这样的处理将使知情者面临何种严峻的政治形势呢？

事态发展超出了中央预期。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明显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想法与决心。(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3、1409页)

我请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说，是彭真等人对《评〈海罢〉》的有力抵制，导致毛泽东临时决定，把一场政治批判与大“整风”(毛、刘在“文革”初期都用过“整风”提法)，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我以为，与其说《评〈海罢〉》是毛发动“文革”的预置导火线，毋宁说《评〈海罢〉》是随着形势演变，客观充当了“文革”导火线。

王光美的言辞中透露着深远的思考：“1966年‘文革’的猝然而至，其背后根源亟待我们深入挖掘。造成后来众人所见证的‘文革’景象，无疑是诸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不仅涉及‘二月提纲’与《评〈海瑞罢官〉》间的分歧，还包括了聂元梓发起的大字报运动以及工作组之间的纷争。阶级斗争的理论无疑是这一事件发生的根本因素。而‘七千人大会’亦在某种程度上为‘文革’的爆发埋下了不容忽视的伏笔。”

王光美曾言：“我昔日所经历的种种，不妨与你细细道来。愿你紧握青春的宝贵时光，深入研读党史，广泛搜集资料，深究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如此，你自会透彻领悟我所述及的往事。”

彭真在世时曾透露：“毛主席曾有意通过整风运动，试图弥合党内因意识形态、思想和政治领域所显现的分歧。然而，最终却选择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道路。”彭真坦言，对于这一举措背后的原因，他本人无法透露。彭真一生都在探寻，但这一历史之谜始终未能解开。

胡乔木曾指出：“若非此篇文献（特指《评〈海瑞罢官〉》），是否发动全国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恐难定论。自《海瑞罢官》批判之作问世，《人民日报》未曾刊登，此举激起了他内心的波澜。在此之前，他心中尚无此类念头产生。”（《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8页）

毛泽东于1966年炎炎夏日曾断言：“封闭式整风绝非一条可行的道路！昔日，《人民日报》并非我所掌控，中宣部、文化部亦不在我的管辖之下，甚至连北京市委亦不在我势力所及的范围内……”（详见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22页）

“文革”起于刘少奇离国。

王光美沉思了片刻，然后缓缓向我叙述道：“正当彭真着手草拟‘二月提纲’之际，1966年2月，江青受林彪所托，在上海举办了部队文艺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的纪要及其标题，均经过陈伯达的修订。陈伯达，真乃一位杰出的才子。”（注：该《纪要》曾经过毛泽东与陈伯达多次润色；而标题则是毛泽东亲自所拟。）

王光美指出：“江青所提出的《纪要》，彻底否定了我国文艺领域的整体成就。她断言，自建国至今的十六年里，国家一直被一条所谓的‘黑线’操控，施行着专政。现在，我们务必彻底清除这条‘黑线’，夺回被其侵蚀的阵地。由此看来，当前的政治问题，其严重程度远超当年批判《海瑞罢官》时的状况。而《海瑞罢官》之所以难以继续批判，正是受到‘黑线’专政的干扰。”

我需补充一点：在探讨党性议题时，毛泽东对彭真进行了深入论述，并在《纪要》中特别增述了一段具有突破传统意味的言论：“即便是其他阶级的代表，他们亦拥有各自的党性原则，而这些原则同样坚定不移。”自此，毛泽东下定决心，着手对所谓的“你们的‘党’……假共产党”进行改造。（详见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15页）

王光美边述边回忆道：“此后，党陆续发布了多份《纪要》，对彭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将他形容为‘坚不可摧，无懈可击’的堡垒。”然而，“在我们完成出访任务返回国内后，我阅读了若干份简报，其中涉及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所组成的‘反党集团’的批判内容。”在少奇同志即将出访之际，主席曾在杭州与他们——包括少奇、总理以及彭真——就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并未对彭真采取任何处分措施。

王光美回忆说，她与刘少奇曾一同出访巴基斯坦及邻近三国，那趟旅程恰巧发生在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在此期间，国内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但刘少奇对此却一无所觉。

在刘少奇历时28天的外访期间，中国历史的进程迎来了翻天覆地的转折点，“文化大革命”这一术语（而非彭真所用的“文化革命”这一称谓）首次由毛泽东提出。当时，刘少奇成为中央内部唯一敢于公开发声批评、并持反对态度的个体。

请看这个时间表：

此文件以军委名义发布，意在彰显调动军队力量的决心。

3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呈送《纪要》供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审阅。

在3月28日至30日的日子里，毛先生对“二月提纲”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坚定地提出了“地方起兵，向中央挑战”的口号，并且首次明确预告，中国即将“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

4月1日，毛泽东审阅完《纪要》后，随即在上面批注：“阅毕，同意。”

4月10日，《纪要》全国发布。

4月12日，陈伯达在上海拟定并发布了标志着“文革”序幕拉开的关键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在4月14日至17日的几天里，毛泽东对“五一六通知”进行了三次修订。在这过程中，他以逐条剖析的形式，特别针对“二月提纲”，添加了一段震惊全国的文字：“在批判的过程中，‘二月提纲’对于吴晗和其他众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存在于中央及各级机关，也散布于各省、市、自治区）的处理显得含糊不清。”他明确指出，“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企图篡夺政权”，因此，他强调必须“立即将这些人物清除”。同时，他还发出警告：“就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或许此刻就隐藏在我们的周围。”

4月19日，刘少奇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紧随其后，在4月22日，毛泽东在持续了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径直对刘少奇提出“吴晗……朝中有人”的观点，并明确表示必须启动“文革”。面对这一既成事实，刘少奇唯有无奈地予以接受。（详见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6—1409页）

在黄峥所著的《王光美访谈录》的第395页，田酉如所著的《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以及黄峥的另一部作品《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中。

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正是在对首要打击对象——刘少奇的直接行动中缓缓拉开。

可是，王光美坚持对我说：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少奇早已觉察毛泽东对他不满。

刘少奇对于自己在“文革”初期所经历的遭遇，持有这样的见解，这主要得益于“五一六通知”发布后，他依旧保持一线决策者的姿态，活跃于各个领域。在毛泽东的默许之下，一线的运作机制似乎仍旧保持着常态。刘少奇本人似乎也坚信，若将他明确地定性为“错误路线”的“司令”，恐怕难以维持国家的稳定局面。

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面对主席公开发出的“炮打司令部”的倡议，少奇同志事先并未有充分的预判。那时，毛、刘、周、朱等同志共同构成了中央领导的核心阵容。正是在主席退居幕后之际，他委派少奇同志承担起领导的重任。王光美同志曾向我透露：“即便在少奇同志担任一线领导岗位，处理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仍需得到主席的审批。”少奇同志始终坚信，自己在一线领导岗位上所作出的决策，以及应对各类问题的方法，包括后来对“文革”混乱局面的抵制，其根本宗旨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并逐步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愿景。他坚信，主席会理解并支持他的这些想法。

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知上，展现出了显著的分歧。正如王光美所述，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提出了务实的路线方针，并紧接着提出了“历经多年的‘左’倾错误，让我们尝试转向‘右’”的观点（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页）。自此，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逐渐加深。直至“文革”前夕，双方在观点与行动上的分歧已演变成严重的纠葛。

面对一线各部门各行其是、看似和谐实则暗流涌动的混乱态势，毛泽东愈发难以忍受；他对即便身处北京，亦无人遵从其指示、多年反复强调却仍旧我行我素的沮丧局面深恶痛绝。因此，他坚信“必须夺回权力”，并断言“若非文化大革命，我们别无选择”。（详见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68页）

在党内，一线与二线领导人的权力界限及决策程序，长期未能通过系统化的制度性规定予以清晰界定。此外，我国尚缺乏一种合法有效的政治机制，以实现对于不同政治见解的制衡与妥善调和。

在民主法治基础薄弱、个人崇拜风气浓厚、极左思想主导潮流、民众知情权严重受限的环境中，一场将中国推向十年浩劫的“文革”运动，就这样匆忙而至、势不可挡地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