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马识途与“高官”李井泉的半生恩怨

马识途（1915-2024），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于1938年2月投身于中国共产党。他曾担任成都川康特委副书记、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在文革期间，马识途不幸成为李井泉首先指认的四川走资派，历经生死考验。晚年，他撰写了《沧桑十年》，书中详细记录了与西南王李井泉在文革中的恩怨情仇，读来令人深思。（电影《让子弹飞》改编自导演早期小说集《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编者注）

李井泉（1909～1989），江西人，早年毕业于第三师范学校。1927年春，他加入共青团，并投身于南昌起义的烽火之中。1930年，他光荣地转为中共党员，投身中央苏区，参与了波澜壮阔的长征。1942年，他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政治委员一职。在文革前的岁月里，李井泉被誉为“西南王”，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同时兼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之后，他成为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四川主政十六年，他以“浮夸书记”著称，却也因此给四川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国际间谍”

文革伊始，北京中宣部便被毛泽东定性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与副部长周扬则分别被比作正副“阎王”。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展现文革成果，全国各地纷纷将本省宣传系统干部推向前台，将其视为本地的“走资派”。走资派之所以选择在宣传部门清查所谓的“走资派”，一方面是效仿中央的做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这一领域，以言论定罪的现象尤为突出，宣传系统也因此成为了最容易被抓取辫子的领域。

1964年岁末，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被下派至南充，担任县委副书记一职，主要负责推动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四清”运动。文革结束后，马识途方才意识到自己此时已被怀疑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在西南联大求学之时，他肩负使命，与美军士兵互动，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1950年代，他担任省建设委员会主任，与苏联专家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即便在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之际，他依旧坚持每年互致贺年卡，以此维持彼此间的联系。就这么一点小事，被举报为国际间谍。李井泉设立“九人专案组”。他遭受了下放，以参与“四清”运动，这实际上是在审查期间的一种特殊“流放”。

马识途抱怨：对于一位在白区历经艰险、奋斗多年的老党员，竟如此缺乏信任，动辄疑虑重重，实属不妥。对待同志的态度，亦过于严苛。党内本应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活遭受了严重破坏，上下级关系几乎完全由书记一言而定，一人之手即可左右众多干部的生死，决定众多人的福祸。有时甚至只需一句未经证实的传言，就能让一位干部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马识途便如此，不明所以地沦为通敌嫌疑的对象。

李井泉在老区以“左”出名，独断专行，加之上面对白区地下党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开国后一律压低一至两级使用，马识途1946年就任川康特委副书记（省级），1949年后降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长。1950年代初，中央要调马识途去英国搞外事，被李井泉否决；马在建设厅长任上，建设部派他出席捷克国际学术会议，也被李井泉挡住。加上马识途在四川不宜普遍植棉、水利方针等科技问题上没有紧跟李井泉，李对他印象恶劣，对人说：“此人可用，但不可深信。”

这是一张马识途先生在1948年成都地下党活动时期的珍贵影像，堪称其唯一留存的照片。

李井泉也被打倒

1966年5月，马识途在南充接到紧急指令，命其携带组织关系，即刻前往西南局参与文化大革命。

在此之前，马识途曾两次与“政委”李井泉发生冲突，却未曾料到自己会被推上“祭旗”的台前，成为四川地区首位被定罪的走资派。他的罪名是撰写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在西南局机关的会议上，他当场被宣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被要求停职反省。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令他惊愕不已，几乎失去了意识。

此后，报刊广播批判，遭受批斗。病榻上的妻子王放因惊恐而终。马识途身陷囹圄六年，死里逃生，而他的三个孩子则被逐出家门，流离失所，只得寄人篱下。

在1962年的全家合影中，前排左侧为王放，右侧则是马识途。

命运弄人，文革的浪潮愈发汹涌，李井泉亦未能幸免于难，然而，他被紧急接往北京，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可怜其妻肖里省轻工业副厅长曾与其夫共度难关，与马识途、沙汀、艾芜并肩，同为成都昭觉寺监狱中的难友。在肖里遭受批判之际，马识途仍旧陪同受难。尽管马识途并未对她展露善意，然而肖里却以热情的姿态面对他的冷漠，放风之际，她总是送上一抹微笑，试图借此赢得他的好感。

她终于对马识途说：“我深知井泉在那段时期所做的事情让你感到不快，我衷心希望你能予以谅解。当时，他亦是处于无奈之中。自北京传出中宣部如同阎王殿的说法之后，各地纷纷有宣传部长被推向前台，他不得已才将你和李业群的名字提了出来。”

马识达反驳道：“既然我们都已陷入困境，你还在说那些无谓的抱怨，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今同处一境，命运岂不是相同？”

肖里沉默片刻，然后说道：“你我命运各异，你尚有出路可寻，而我则已无路可退。他们逼迫我撰写揭露他的材料，但我一张也未动笔。只愿你在离去之后，能转告于他，我未曾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

过了几天，肖里依靠每次将安眠药藏于舌根之下，积累了足够的剂量，最终成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尽管在那个时代，“走资派”的自杀事件屡见不鲜，但肖里的离世仍让马识途久久无法平复心情。他深感懊悔，因为当别人在自杀前已将自己的遗愿托付他人时，他却毫无所觉，这让他感到十分愧疚。

1938年秋季，肖里（位于右侧，一排居中）与同袍们在延安的抗大（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肩而立。

忠人之托

然而，肖里的丈夫终究是她的宿敌，在遭受批斗之际，他曾立下重誓：“若未来我得以昭雪，而他未向我表达歉意，我定将不再踏入他的家门，哪怕他位居显赫之位。”

文革结束之后，李井泉荣升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众多昔日的部下纷纷前往探望，唯独马识途未曾现身。待马识途自身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当李井泉拜访前来北京参加活动的四川代表团时，马识途总是以各种理由巧妙回避。李井泉对曾遭受他整治的另一人表达了歉意，然而，他却未向马识途道歉。即便在南充之行中，李井泉仍旧不时提及地下党的不是，这令马识途愈发反感。邓小平莅临成都，与四川省的老干部们会面，李井泉亦随行而至。马识途却独坐一隅，并未与他寒暄。然而，每当忆起肖里临终前的嘱托，他又深感对肖里的亏欠。

某日，马识途莅临成都金牛宾馆观剧，恰逢李井泉亦在此地，他正安坐于前排的沙发之上。马识途因内心的愧疚难以承受，遂径直走向李井泉背后。李井泉见状，向马识途招手致意，而马识途却未能及时光顾应酬，只是匆忙地应道：我与肖里共囚一室，她却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离世前，她曾向我叮嘱，让我出狱后转告你，她未曾撰写任何揭发文件，亦未曾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行为。李井泉的眼眶瞬间泛起红晕，他轻轻擦拭着眼角的泪水，喉咙里不断发出“唔唔”的哽咽声。马识途并未离去，转身回到后排，重新坐下。

晚年李井泉

还算老实

季羡林为马识途自传撰序，因赞赏其文。鲜有人响应季羡林发起的撰写“文革亲历”的号召，这让季先生深感“极度失望”。然而，马识途却能详尽地记录下自己那段历史的亲身经历。（三十三万字）季誉誉为“空谷足音”。

细阅马识途的自传，虽不免因“党性”原则有所避讳，但所叙述的部分大体可靠。尤其是其中记录了他的一些真实心绪，例如对李井泉的敌意；在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他的情感与思考亦被如实记录。（主管文艺）“不幸的命运将我们紧密相连，却也为我们的命运带来了好运”。他的第二位夫人是一位来自重庆的报社编辑。王放，《红岩》作者罗广斌之同窗前夫为领导干部，文革中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