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归来——“窑洞对”记

《延安归来》原版封面

延安归来

（节选）

作者｜黄炎培

我和冷遹两人与毛泽东畅谈至两点，言及要事。（指毛泽东的）

中共作风，民纪三十一后转变。延安整风那时，我深刻认识到过去的种种错误，这些错误深植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之中。

身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的视野未曾触及广袤的祖国，眼中所见唯有书架上堆叠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我国贫困农民所渴望的，无非是能够拥有耕地。他们虽愿意承担租金，但苦于租金负担过重。若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对他们而言自然是极好的。这是他们追求的第二阶段目标。因此，我们倡导减租政策。我们并不反对地主收取租金，只要能够实现减租，便能确保租金的稳定。

我们固然不排斥债权人收取利息，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适当降低利率。若能降低利率，便能够确保利息的稳定发放。毕竟，贫民借款多是为了应对他们迫切的需求。

我们乐意向百姓学习。

我们热切期望将那些仅拥有书本知识的人引导回实际工作的环境中。

自称知识阶级的我们，实则往往发现，工农分子的知识储备，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我们的认知。

在党内，若仅怀揣着铲除其他党派之念，实则与在异党中抱有消灭共产党之企图无异，均属极端错误。此种心态，正是宗派主义之毒瘤，坚信唯有己方正宗，而他者皆不可取。

毛泽东言道：我自认并无其他特殊资历，仅是一名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而您所述，在我看来，不过是教育理论的核心所在。追溯二三十年前的教育革新，不正是强调实用知识、尊重人的本性和个性，以及满足生活需求吗？我坚信，真理的道路是唯一的，不会出现歧途。

今日，我们的正式对话已步入第三日。临别之际，我们重返毛泽东的居所，毛泽东先生郑重地递给我们一份谈话纪要。纪要的第一部分，记录了中共与我方的一致看法，即我方在抵达延安之前所确立的原则。而第二部分，则阐述了中共对中央政府的建议。

这份建议被我们逐一详尽地阐述，最终，毛泽东在席间肃然起立，叮嘱我们离去之际，务必对蒋委员长表达诚挚的感谢。此次延安之行，实为难得的机遇。各位的到来，让我们得以听闻平日难以得闻的言论，拓宽了我们的见识，丰富了我们的理解。祝蒋委员长健康。

谈话结束。

……

▲毛泽东与黄炎培交谈

在延安逗留了短短的九十五小时，目的在于协商团结事宜，而非进行实地考察。毕竟，若要进行全面视察，如此短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即便仅限于延安市，我所游览的也不过是城市的一隅。同行的六位伙伴各自有着不同的交流经历，而文中所述，也仅仅是我个人所见所闻的一小部分。

有一回，毛泽东问：感想如何？答：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耳濡目染之事不计其数，然而，我所亲历目睹的，诚如古人所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无论是个人、家庭、团体，还是某一地区，乃至整个国家，诸多单位皆未能摆脱这周期律的束缚。起初，我们全神贯注，事事尽心竭力，人人全力以赴。那时或许正值艰难险阻，唯有在千钧一发之际寻求一线生机。然而，随着环境逐渐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也随之松弛。部分人因长期劳累，惰性自然滋生，起初只是少数，最终演变为普遍现象，形成风气后，即便有力挽狂澜之志，也难以扭转，更难以弥补。此外，随着区域不断扩张，这种扩张既有自然发展的因素，也有功业欲望的驱动，强行追求发展。当干部和人才逐渐枯竭，难以应对时，环境变得愈发复杂。因此，我们的控制力不免变得薄弱。一部历史长卷中，既有“政怠宦成”的篇章，也有“人亡政息”的记录，更有“求荣取辱”的故事。概而言之，无不陷入这难以逃脱的周期律。中共诸君自昔至今，我已有粗略的了解。所望者，便是探寻一条崭新之路，以摆脱那周期律的束缚。

毛泽东回应道：我们已探寻出一条新的道路，我们有能力摆脱这一历史周期率。这条道路，即是民主。唯有让民众监督政府，政府方不敢有所懈怠。唯有全民积极参与，方能避免国家衰亡、政权更迭的悲剧重演。

我想：这话是对的。唯有将大政方针交由公众决断，方能避免个人功业欲的滋生。唯有将每处事务公之于众，方能实现地尽其才，人尽其用。民主能打破周期率，或许有效。

在延安的五日时光里，我所目睹的一切，无疑与我心中的理想相去不远。我深知，他们目前所走的道路，不求虚名浮誉，而是脚踏实地，深入探寻民众的疾苦，追求真实的知识，投身于实际的工作之中。这恰恰是我们多年来的主张，虽曾小范围尝试，但因缺乏政权与军权，自然难以有所作为，但路线却是相同的。在我看来，中共展现出的这些特质，并无任何奇特之处。将一群才智与能力兼备的文人武人聚集于此，整理这片既不甚宽广也不算狭小的土地，自当会作出卓越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珍贵的品质，便在于他们不懈的追求卓越，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若能将此精神充分发扬光大，其未来前景与希望将无可限量。至于方针一经确定，他们便能切实有效地执行，这得益于他们强大的组织力以及每个成员都接受了专业的培训。

也许有人怀疑着：这样，中共不是开倒车了么？说这句话的人，也许就是中了洋八股党八股的毒，像毛泽东所指斥的。我想不妨先请他把中共的整风文献研究一下，再说。

我常想：立定脚跟，勿依墙傍壁。众口铄金，是非难辨。然而，我们必须秉承真理，坚定不移。或许，在所谓的好中，亦存有不足；在所谓的坏中，亦不乏优点。我们不宜抱有成见，而应客观公正，切实探究其本质。然而，不听其言，观其行。

（摘自《早年毛泽东》第468至470页，作者：黄炎培）

【作者简介】

黄炎培与梁漱溟合影

黄炎培，字任之，号楚南，生于1878年，逝于1965年，系浦东川沙人士。他不仅是清末的举人，更是一位杰出的民主人士，担任民盟、民建以及中华职教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倡导。1945年7月，他访问延安，有幸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此次经历激发了他创作了著名的《延安归来》一文。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二届主任委员、中华职教社理事长等要职。笔耕不辍，著有《中国教育史要》、《中国商战失败史》、《断肠集》、《八十年来》等著作。

【背景介绍】

1945年五月，国民党在“六大”会议上作出决议，决定召开以本党为主导的“国民大会”，此举明显排除了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面对这一局面，中共中央于同年6月16日发布声明，明确表示将不参与即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

国共两党间的尖锐对立与激烈斗争，引发了众多民主人士的深切忧虑。尽管他们对国民党政府仍存幻想，但仍寄希望于中共能够作出适当让步，以期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实现两党的联合抗敌。蒋介石亦盼有人挺身而出，为其斡旋，以促使共产党人参与参政会。在国民参政会中，共有六位参政员担任要职。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这些名字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历史记忆。1945年7月1日抵达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待会谈，表达愿望。

双方经过两天的深入交流，气氛坦诚而真挚。大家畅所欲言，共同商讨国家大计。六位参政员详细阐述了他们来延安的初衷、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见解，以及对国共合作的建议。在讨论中，他们特别强调了国共双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毛泽东一是暂停国民大会的召开；二是召开政治会议。

六位参政员另怀一念，便是参观延安。在会谈之余，他们潜心研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并荣幸地与当地官员进行了会面。李鼎铭副主席以及众多边区民主人士，游览了延安市的风貌，对供销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日本工农学校及宝塔山等地进行了参观。他们深入了解了经济领域的减租减息政策、变工队与扎工队的互助模式、货币流通、商品贸易、机关供给制以及工农业生产等状况，并对劳动英雄进行了访谈。延安展现出的艰苦奋斗与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国民党当局一直宣传共产党人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但六位参政员在与共产党干部的交流中，却发现他们个个稳重、质朴、谦逊、诚恳，言谈之间充满洞见。在共产党人中，他们感受到了如同沐浴春风般的温暖与愉悦。

7月5日，六参政员访问结束。毛朱周于机场目送其离别。此次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旅，成效显著，充分体现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实施。在中央领导同志与六参政员的深入交流，以及延安各界人士的热情接待下，双方增进了相互认知，扩大了中共在民主党派中的政治影响力，并明确了民主建国的共识所在。

延安之行对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道路，能够突破这一周期率。这条道路，便是民主。唯有让人民成为政府的监督者，政府才会不敢有所松懈。唯有每个人都肩负起责任，才能避免人亡政息的悲剧。”黄炎培先生深感毛泽东主席的话语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回到重庆后，他撰写了《延安归来》一书，详细记录了自己亲眼目睹的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施政政策以及取得的成就，并辟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诬蔑之词。该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印刷量达十几万册，在大后方以及香港、上海等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